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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平坐的含義。這就是我對朋友內涵的領悟，換而言之就是老百姓常說的那句最樸素的話“以心換心”。從這個角度講，“禮尚往來”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也就蘊含其中了。我固執地認為，如朋友有主從之分，上下之別，大小之念，那就不是真正的朋友了——我的個人觀點，仍可在漢字的結構上找到自圓其說的注腳：那就是當“朋”被偷梁換柱成“明”的時候，便成為挑“明”了的“借光”關系。追其根由，是因為“朋”的其中一半——“月”，很不講究地撤掉了友情得以支撐的兩根“柱子”，異化成“日”之后，“朋”失去了平衡。“日”自以為擁有“光”可借給“月”而自大起來，殊不知，由于他們關系性質的改變而疏遠了之間的距離，因此“日”離“月”越遠，就顯得越渺小。當然，朋友間借“光”，也是人之常情，不過，倘將這“光”被換算成“孔方”，且明要硬索，那就玷污了“朋”的本真含義。
我來京后業務仍與編輯有關，少不了與老友們再續筆墨之緣。鄭天送又寄來了他第二部詩集《心泉吟》的打印稿，向我陳述出書的愿望，并執意懇求我再次作序，還表示要付費的。序，我答應作；可費，說啥也不能收。理由很簡單——一我不是名人，所作的序一文不值；二我不是商人，決不做拿“序”換錢這“取之有道”的“君子”。現在“不”，以后也“不”！名人作序收錢無可厚非，因這里面有“名人效應”的含金量；商人受財天經地義，不賺錢投資經商干什么。而我這個“非名人”作序撈錢，豈不連自己也會罵自己“無名手黑”嗎？！我這個“非商人”啥“財”都受，豈不讓別人罵我“不商也奸”嗎？！我這個人做事有個起碼的自律，“自己罵自己”的，不能做；“自己被別人罵的”，更不能做！富也“不”，窮也“不”！
說實話，我本來很忙，可推卻為其作序又恐落個“楊楓這小子到了北京忘了朋友”的話把兒。這話把兒攥在朋友手里了不得，拋過來就會砸我一個跟頭！我這樣嘴無遮攔，是對朋友的坦誠——我向來不相信和朋友“揣心眼兒”的人，會交到真朋友。可以坦率地說，我作這個序，一半是為朋友，一半是為自己。因此，天送兄大可不必感謝我，你多匯的錢，用在出書的刀刃上，書盡量厚一些，紙盡量好一些。
這哪像為朋友作“序”，倒覺得有點為自己作“敘”。不過，文無定法，作序亦然，“序”也好，“敘”也罷，不偏離“友情”，就不算跑題兒。
在與鄭天送的交往中，無論是閱他的詩稿，還是讀他的信，他都迫不及待地表達要做“時代歌者”的渴望。我想，“時代歌者”不一定非“大手筆”莫屬，“小人物”想頂起這一桂冠，更難能可貴！我說，天送兄，您這種渴望是高尚的，近乎不摻雜質。這種渴望的清澈，怎能不令我為之感動！
“時代歌者”，其精神內核不外乎“為時代而歌”。作為年過花甲、體質較弱的鄭天送來說，能義不容辭地肩負“時代歌者”的重任，這種“小馬拉大車”式的超負荷，不知傾注了多少的心血！
鄭天送的“執著”，在世俗的眼光里，會釋義為“傻瓜”。可他不理會這些，頂著冷嘲熱諷，依然鍥而不舍；與疾病抗衡，日日筆耕。他在稿紙的田園里播種，所選的“種子”，無不過他的“思想之篩”，他的詩注重“政治標準”，講究思想性，這是他做“時代歌者”必須遵循的原則。從中可見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忠誠于黨、忠誠于時代的赤子之心。
也許有人讀鄭天送的《心泉吟》，會有一種“不那么藝術”的感覺，這在某種程度上道破他某些詩作的弊病。不過，類似這種詩總在“這一類”作者甚至亦被稱其為“作家”、“詩人”的筆下倔強地怒放。是“花”也好，是“草”也好，起碼它們是無毒無害的，作為編輯不該以自己的好惡輕易扼殺它，給它以生長的園地沒什么不好。
整體看，《心泉吟》大致歸于謠體創作之范疇，也有其自己的特點：曉暢易懂，不晦澀；合轍押韻，不拗口；謳歌時代，不做作；積極向上，不媚俗。鄭天送的詩歌創作走勢與“詩言志”很合拍，也是與其行為規范相輔相成的。他曾這樣坦言：“詩人要具備勇于犧牲與奉獻精神，要甘于清貧與寂寞，要富有海闊天高的情懷，崇高而又神圣的心靈，以肩負謳歌時代主旋律為己任，做時代歌者……”我們大可不必用文學評論家的標尺去苛求鄭天送的詩，僅看他心泉里流淌的是“時代歌者”清澈的渴望這一點，就足以有敬重他、關注他、扶持他、鼓勵他的充分理由！
人，應該有一點精神。我認為，這“一點”鄭天送做到了。
是為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