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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字面的意思很明確，就是從“小”處“說”起。筆者之所以故意倒置成“說小”說開去，來作為寫這篇序的由頭，是因為我在編輯《余文飛小說選》的過程中，確實鑒賞到青年作家余文飛駕馭小說的“說小”能力以及由此而生發的“悅讀”魅力。
大凡小說，無論長、中、短、微，都與“說小”密切相關。所謂“說小”，就是以“說小”而見大，以見微而知著。著眼于“小”，正是對作者駕馭小說能力的具體考核，考核的結果在于因作者是否擅于“說小”，而對讀者產生“悅讀”魅力的程度。青年作家余文飛的小說，給了我一定程度的“悅讀”魅力。作為既是讀者又是編者進而還是作序者的我，不揣淺陋，兼顧這“三者”，對《余文飛小說選》做一番“拼盤式”的縷析歸納和“AB式”的分述鑒賞。
A、“長卷” 、“中調” 、“短歌” 、 “小令” 這道拼盤式的菜系名曰“小大由之”。
拼盤，屬餐業用語。是用兩種以上多為冷葷的菜肴擺在同一個菜盤里合成的菜。在此，筆者姑且將《余文飛小說選》類比成文化大餐式的“拼盤”，這個“盤”中“拼”的是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微型小說。作者將這套“文化菜肴”，由長到短形象地命名為“中調”、“短歌”、 “小令”，順著作者的獨具匠心，筆者又以此類推，再加上“長卷”的命名，就使之成為一道“菜系”了，名曰：“小大由之”。顧名思義，作為文化食客的讀者，可根據各自的喜好選擇“大”“小”了。這對時下文化快餐不同層次、不同口味的需求，無疑起到了供求默契的作用。
“小大由之”順應了“忙碌時代”的脈動，要看“小”的，去速讀那些微型小說；要看“大”的，去瀏覽那部長篇小說；要看“不大不小”的，去讀那些中篇和短篇小說是再適合不過了。如此說來，以青年作家余文飛的筆力，巧妙地拉近了讀者雅俗共賞、喜聞樂見的距離，便從理論的層面融進實踐的效應之中了。說到底，任何作品都不會否認它的社會功能，小說也概莫能外。談到細微之處，不外乎啟迪和消遣功能罷了。綜觀余文飛這些長、中、短、微篇小說，啟迪和消遣功能兼而有之。是“啟迪”了還是“消遣”了？其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讀者的理解和認知。當然，這種理解和認知與作品應有的“悅讀”魅力是相輔相成的。我有理由相信，余文飛的小說能給了我“悅讀”的魅力，也會理所當然地讓更多讀者也能感應到這種魅力的。
倘若將這“書”與餐業的“拼盤”都看作是一種勞動成果的話，二者是多么的相似乃爾！從工序上看，“拼盤”的選料，相當于“書”的選材；“拼盤”的制作，相當于“書”的寫作；“拼盤”的組合，相當于“書”的結構；“拼盤”擺上餐桌，相當于“書”擺上書架；“拼盤”供人品嘗，相當于“書”供人閱讀。“拼盤”到餐桌，要經過菜農、廚師等多人的協作，為的是食客的滿意；而“書”到書架，要經過作者、編者的多方配合，為的是讀者的青睞。“拼盤”講究的是色香味形，書則講究賞心悅目。這“賞心”就和“啟迪”相扣了，這“悅目”就和“消遣”相連了。 這只是“拼盤”與“書”表層的類比，更深層次的類比，則在于筆者挖掘到這部書具有“拼盤”套“拼盤”的文化效應。說到此，就又與筆者“說小”的見地不謀而合地相互牽連了。
這部書 “大拼盤”套了長、中、短、微篇小說的四個 “中拼盤”，而這“中拼盤”又分別套了 “人物、情節、思想”等若干個“小拼盤”。以上是筆者從“結果”的角度追溯的展現，這“結果”之源還得從“說小”起始。
B、余文飛擅于在人物塑造上、情節的架構上，思想的深度上，從“小”處著眼，收到了“微而不微”的效果。
其一，青年作家余文飛筆下的“小人物”、惟妙惟肖，富有親和力。
“小”和“大”是相對而言的，“小人物”和“大人物”似乎是一種倫類的劃分，沒有明確界定的分水嶺。這里所說的“小人物”是指生活在社會底層平凡一族，較之那些“大人物”，無論是生活環境、社會背景還是處世方式，都存有較明顯的差別。
譬如：長篇小說《馬過河》，是以一個現實中存在的某山鄉小村落為原型而進行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再度創作的。從自然環境的角度看，這是一處山青水秀的世外桃源；從社會環境角度看，這是偏僻貧瘠、交通閉塞、信息不暢、經濟匱乏的小鄉村。作者在這樣的典型環境中，塑造了不起眼的“小人物”群像。
其實，寫人物，就是寫性格，余文飛深諳此道，他筆下的每個“小人物”都是“這一個”，而不是千人一面。鄢飛龍、曹子蘭、八叔公、英子、凌浪、二丫、麻二、狗蛋、疤頭等，都各有各的脾氣秉性，各自的性格特點。從某個側面看——或愚鈍、或蒙昧、或魯莽、或狡黠、或粗俗、或齷齪、或狹隘、或嫉妒、或質樸、或善良、或義勇、或仗義、或調皮、或睿智……這多種品性，對每個具體人物而言都各有側重，抑或兩種或幾種兼而有之集于一身。
這些“小人物”，見不到某類作品塑造的“大人物”讀起來摻假的那種光輝形象，倒顯出食人間煙火的些許平易來。讓我們在平時接觸的人身上，能找到某些似曾相識之處。作者在小處著眼得惟妙惟肖，富有的親和力自然會打動讀者。
其二，青年作家余文飛筆下的“小情節”栩栩如生，富有感染力。
情節是小說調動人物活動的鏈條，“小情節”是這個鏈條極其細微的環節，它類似鏈條的卡簧，具有很關鍵的精到之處，制約著人物性格的“個性化”。余文飛在“小情節”的運用上，拿捏得恰到好處。
以《馬過河》為例，整部小說以一串串的“小情節”描寫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發生在小山村馬過河這塊土地上多側面的生活現狀。以這些“小情節”，牽扯出鄢飛龍夫妻教書育人的明線，鄢飛龍、曹子蘭、英子淡淡的愛情糾葛的暗線，凌浪、二丫、狗蛋淺淺的情感交織的輔線。這三條線，貫穿作品始終，縱向看去，若干個“小情節”就像無數個珠子一樣，穿在這三條線上。
筆者不妨將這些珠子分別命名，它們叫：誤會、猜疑、莽撞、沖動、任性、拘謹、尋根、問底、忍耐、謙讓、曖昧、率真、執著、持守，等等等等不一而足。這些珠子本能地發出了各自應有的微光，相互輻射，構成了豐富多彩的“小情節”云集的人文小宇宙。
人物個性是靠情節表現的，情節嘛，是情節套情節的玩意，那么，從外向內看，被套的情節就是小情節，是大情節做皮兒，小情節做餡兒；從內向外看，是小情節生出的大情節，是小情節做果核，大情節倒成了小情節的果肉。皮兒呀，餡兒呀也好，果核呀，果肉呀也罷，都是為了讀者這些食客而營造的。到了這等境地，作者的筆往往不知不覺地被那些“小情節”鬼使神差，這些“小情節”一旦萌發，所伸展的枝呀，蔓呀，葉呀就會按照它自身的生長規律自由成長，這“筆不由己”，是意料之外的收獲。這種意料之外的收獲就這樣降臨在余文飛創作的原野上。
當讀者的視野與余文飛創作的原野對接，那《余文飛小說選》的樹上，會有一串串栩栩如生的“小情節”玲瓏剔透地誘惑著你。摘吧，它不會因為你摘了而化作虛無，而是你摘走一個，它又會冒出一個，繼續供別人來摘，如此周而復始，無窮盡也。這就是余文飛筆下“小情節”的感染力——有點像魔術啊。
其三、青年作家余文飛筆下的 “小思想” 有血有肉，富有震撼力。
“小人物”的思想，別于“大人物”的思想，姑且稱之為“小思想”。“小思想”具有草根性，這“小人物”便與“草民”同日而語了。“小人物”的思想帶有一定的赤裸性，可這種“赤裸”并非讓你一眼看透，這不是“含而不露”，而是“露而有含”。“露”的是什么？“含”的是什么？且看余文飛的小說《牛抬頭》——
這篇小說將牛與人的知心知底和盤托出，把斗牛這一血腥的娛樂活動故意渲染得具有一定的世故化，以細致入微的筆觸鮮活地揭示出斗牛人扭曲的人性，同時也將滿足人獵奇好勝心理的產物——供斗牛人驅策搏殺的牛的悲慘命運描寫得淋漓盡致。這就與我“露而有含”之言極相吻合：“露”的是，表面的搏殺、血腥和殘忍；“含”的是，牛和斗牛人心理的碰撞與生活歷程的演繹。這不能不引起我們對生命的探究和思索以及對自然的尊重和順服。更深層次的“含”，則是人類悍然自造出處處可見的“對抗”的劣根和“征服”的貪婪，這給我們帶來的間接啟迪更為發人深省！從而可以看出，斗牛人這個“小人物”的“小思想”的背后所反映的主題，富有很強的震撼力。這正是我評價余文飛的小說“從‘小’處著眼，收到‘微而不微’的效果”的有力佐證。
小說是借助于人物來反映思想的，“小人物”的“小思想”也同樣如此。余文飛的中短篇小說集《牛抬頭》，收錄了作者發表在全國各級各類報刊雜志的中篇小說2篇，短篇小說7篇，微型小說28篇，計37篇。可以說這些主人公都是“小人物”。
書中的每篇小說都是貼近生活的寫作，反映來自這個時代的人性、心理、鄉土等題材，或褒或貶，或抑或揚。作者以“情”的主調，讓每個小說中的主人公的情感、思維、遭遇成為埋在文中的一顆顆牽動人心的音符，去感動讀者，使之產生共鳴。
小說《三殺》、《折斷的翅膀》、《秋風瑟瑟》、《唐僧師徒經商》、《迎檢》等篇什，以關注社會，關注民生，直面人生的創作宗旨，把生活中的一些值得深思的現狀或委婉含蓄或直截了當地袒露出來，從而喚醒人們對生活、對社會的憂患意識，進而引起人們對于社會問題療救的重視。諸如中篇小說《三王》中的棋王、藥王、酒王舍生取義與土匪同歸于盡的壯舉、《網魚》中吉順害死自己的貪婪、《撿來的兒子》中二虎和石花戲劇性辛酸育兒的歷程、《騸匠》中元吉老爹人性的善良、《彎竹箐的吹鼓手》中吹鼓手巧妙的人性拯救，其思想意義的積極向上顯而易見，無不喚起人們從剖析人性的角度，褒善砭惡，激濁揚清。
綜上所述，面對余文飛的小說，愛不釋手，之所以能生發如此“悅讀”魅力，是因為作者擅于駕馭小說的“說小”能力。這正是——
小說“說小”見功夫，
讀者“悅讀”雅與俗。
君筆根植故鄉土，
并蒂分蘗兩本書。
辛卯年小雪時節 于北京來風軒
（楊楓 作家 北京神州雅海文化藝術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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